書評：明代文學復古運動研究
| 書名：明代文學復古運動研究 作者：廖可斌 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 頁數：431 頁 |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 陳少芳
|
|
舉凡研究明代文學者，多重視小說戲曲而忽視詩文。對於明代詩文復古運動，每每避而不談，儘管有所論及，亦多從個別的問題上著眼，以批判態度作簡單的論述，鮮能全面而中肯地為讀者重現那個左右文壇達百多年的文學運動，而《明代文學復古運動研究》〔1〕卻是一本以此為任的專題研究著作。 在𤉸述方式上，此書的研究視野相當廣闊，作者分別從宏觀與微觀，順著歷史發展的軌跡，緊密而全面地描繪出明代文學復古運動的輪廓。全書共十章，第一章的標題為〈明代文學復古運動誕生的宏觀歷史背景：古典審美理想和古典詩歌審美特徵的發展變遷〉，作者跳出以往視社會矛盾和思想文化兩方面為明代復古運動出現背景的傳統，反之，嘗試以中國古典審美理想和古典詩歌審美特徵發展的變遷來探討明代文學復古運動的成因。所謂的審美理想是「特定的關於主體與客觀世界、理性與感性、意與象等之間審美關係的理想」〔2〕，「特定時代的文學藝術，就是當時特定的審美理想的表現」〔3〕，作者把古典審美理想概括成「情與理的統一」、「美與善的統一」、「意與象的統一」和「詩樂結合」四個範疇，可見「和」字就是中國古典審美理想的核心。同時，作者認為中國古典詩歌是跟中國古典審美理想最相適應，對它作了最充分體理的文學藝術創作，故從先秦的「比興說」、六朝的「情景說」、盛唐的「意境說」、中唐以至南宋「理性化與俗化」傾向的文風，為讀者展現出中國古典詩歌審美理想由盛而衰的軌跡，因而，嚴羽等人提出「詩者，吟詠性情也」〔4〕，及至明代前後七子提出「三百篇直寫性情，靡不高古」〔5〕和「有窒情而後有詩」〔6〕，以力圖恢復古典審美理想，遂成為了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 至於第二章至第十章，作者把明代的復古運動從整個古典詩歌審美特徵的發展過程中抽出來作深入的分析，進而將明代文學復古運動分為三次高潮，並把以李東陽為首的茶陵派，視為整個復古運動的濫觴，從而展現明代復古運動內在的縱向發展軌跡。這三次的高潮分別為：弘治、正德年間，以李夢陽和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所提出的復古運動是第一次高潮；第二次高潮則由嘉靖年間，以李攀龍和王世貞為首的後七子所掀起的；至於第三次高潮則興起於天啟、祟禎初，主要表現為復社和幾社等社團的文學活動。對於每一次復古運動的高潮，作者均能從其興起的歷史條件，其中代表人物，並概括其整體的文學主張，甚至深入到每一個代表人物的文學主張及創作特色的探討。最後，以〈復古派與明代社會〉、〈復古派與明代文學思潮〉、〈復古派與古典審美理想和古典詩歌的發展變遷〉三篇文章作結。這樣宏觀與微觀、從多角度的探索，使讀者全面而有系統地對明代復古運動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正由於作者採取了多角度的論述方式，故書中包含內容相當豐富；同時，當中不乏出色的見解。雖然作者自言無意為明代復古派翻案，此書的寫作目的乃在於描述復古派的真實面目，從而使讀者對明代文學思潮有進一步的了解。然而，針對普遍對復古派的指責，作者能平心而論之。例如，「重模仿，不重變化」是批評明代復古派的基本論點，作者同樣地抓緊一個「變」字，指出以往認為復古派為只懂模仿，不求變代之評論者，在觀念上所產生的謬誤。作者認為每一種文體均有其封閉性和穩定性，若一味求變，那麼，該文體自會被新的文學形式所取替，故此，在維護古典詩歌創作原則的情況下，復古派提出重格調，重摹擬，自有其合理性。從中可見作者思考之透徹，並能在根本處著眼，予以中肯的論述。 儘管如此，在書中研究範圍上，或許仍有可以討論之處。首先，關於復古運動的人物，一般均把它等同於前後七子，謂前後七子即復古派，復古派即前後七子。雖然書中沒有明確說明復古運動中所包括的成員，但從討論的對象來看，作者心目中復古派的人物不單單指前後七子，亦包括明末張溥、陳子龍、夏完淳、徐孚遠等人，這顯然是一個進步的看法。至於復古運動的先驅，作者把茶陵派視為復古運動的濫觴。其實這樣的意見，宋佩韋在《明文學史》中便已明言： 成化以後，台閣體的流弊益甚，嘽緩冗沓之習，陳陳相因，幾於千篇一律，在勢已不容不變。於是李東陽崛起，以深厚雄渾之體，一洗嘽緩冗沓之習。三楊台閣之末流，為之一振，同時又做了復古派的先驅〔7〕 然而，明代的復古運動豈只濫觴自茶陵派？事實上，明代的復古運動是一個覆蓋整個明代的文學運動。早在明代開國初期，高啟、宋濂、高橍等人的復古文學理論，可算是前後七子等人的先聲。他們「師古」的立場已相當明確，如劉基對於時人未能「師古」已表示不滿： 為詩者莫不以哦風月弄花鳥為能事，取則於達官貴人，而不師古〔8〕。 至於在師古的方法和師古的對象上，明初學者亦早有所談及。 在師古方法上他們主張師法古人之「道」與「意」，反對專溺於辭章之間。如被稱為明代開國文臣之首的宋濂曾指出： 所謂古者何？古之書也，古之道也，古之心也。道存諸心，心之言形諸書，日誦之、日履之，與之俱化，無間古今也。若曰專溺辭章之間，上法周，漢，下蹴唐，宋，美則美矣，豈師古者乎？〔9〕 又在《答章秀才論詩書》，指出師古的方法有二：「其上焉者師其意，辭固不似而氣象無不同；其下焉者辭則似矣，求其精神之所寓固未嘗近也。」〔10〕這種師古人的精神，而不師其辭的主張，與前七子中主要人物何景明提出的「舍筏登岸」之說，可謂一脈相承。 把師古的觀念放在創作論而言之，摹擬方法自是討論的重點，在謝榛提出「融十四家為一體」以及「融太白，少陵于一爐」之前，高啟在《獨菴集序》中已主張「故必兼師眾長，隨事摹擬，待其時至心融，渾然自成，始可以名大方而免夫偏執之弊矣。」〔11〕故集大成的詩人杜甫，遂成為其推許的對象，這種祟杜的觀念，一直貫穿至李夢陽〔12〕和謝榛〔13〕及以後等人的詩論中。 至於師古的對象方面，無論是明初或是中後期的前後七子，他們均繼承嚴羽「學者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14〕之說，主張「取法乎上」，而前後七子心目中詩歌方面的「上者」則為盛唐，然明初洪武時期，詩人們論詩已推崇盛唐，標舉格調。如明代最早的詩人貝瓊於《乾坤清氣集序》中已嘗言道「詩盛於唐，尚矣」〔15〕！閩派詩人領袖林鴻亦以盛唐為號召，「然貞觀尚習故陋，神龍漸變常調，開元、天寶間，聲律大備，學者當以是為楷式」〔16〕。然而，最能體現崇唐精神者，不得不提「終明之世，館閣宗之」〔17〕的《唐詩品彙》，《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便指出此書與後來復古運動之關係：「厥後李夢陽，何景明等，摹擬盛唐，名為崛起，其胚胎實兆於此」〔18〕。事實上，其後李東陽以音聲格律論詩，以及前後七子「詩必盛唐」的主張，與此書不無關係，可見此書對明代文壇影響之巨。 另外，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先後於初唐、中唐、北宋及明代，掀起了四次以復古為號召的文學思潮活動，不少學者亦留心到明代復古運動與前三次復古運動的關係。錢基博以明之復古比擬中唐之復古運動，可見其對明代復古運動的肯定： 明有何景明，李夢陽之復古以矯唐宋八家之庸懦，猶唐有韓愈、柳宗元之復古，以捄漢魏六朝之縟靡。〔19〕 反之，劉大杰則認為明代的復古運動與韓、柳等人的復古運動是不能相提並論的。他們對於文壇實造成不良影響： 他們（復古派）的復古和韓、柳大有不同，無論從內容和成就講，都是不能相提並論的。加以他們的宗派門徒，互相標榜，推波助瀾，於是模擬之風大盛，在文壇上造成很不良的影響。〔20〕 足見明代復古運動與文學史上其他三次復古運動之間的關係與異同，是一個具爭議性而又值得深究的問題。作者若能在書中作進一步討論，把明代的復古運動放在整個中國文學發展史當中，以呈現其面貌，相信更能豐富讀者對這方面的了解。儘管如此，本書在明代文學研究的範疇中，已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專題研究著作。 以上是個人跟作者一點不同的見解，總的來說，作者治學態度認真和謹慎，對復古派人物的文學理論剖析入微。作者一方面從他們的具體創作中著眼，以引證其理論；另一方面，對於他們之間的交往，以至期間的活動情況，均有詳細的討論，這實從政治社會方面豐富了讀者對明代復古運動的了解。故此，此書的學術價值是相當高的。
注釋： 〔 1 〕 此書大體以作者所著的《復古派與明代文學思潮》（上下兩冊）（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 年）為藍本，當中略加整理及剪裁而成。 〔 2 〕 廖可斌：《明代文學復古運動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1。 〔 3 〕 同上。 〔 4 〕 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台北：里仁書局，1983 年），頁 26。 〔 5 〕 謝榛：《四溟詩話》卷一，見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第三版）頁 1137。 〔 6 〕 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第三冊，卷一百三十九〈劄記內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93 年），頁 285。 〔 7 〕 宋佩韋：《明文學史》（台灣：商務印書館，1934 年），頁 81。 〔 8 〕 劉基：《誠意伯文集》卷五〈照玄上人詩集序〉（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年），頁 113。 〔 9 〕 宋濂《宋文憲公全集》冊一，卷十三，〈師古齋箴序〉（台灣：中華書局，1965 年）。 〔10〕 宋濂《宋文憲公全集》冊二，卷三十七，〈答章秀才論詩書〉（台灣：中華書局，1965 年）。 〔11〕 高啟：《高太史鳧藻集》卷二，（台灣：商務印書館，1967 年）頁 25。 〔12〕 何良俊引顧東橋述李空同語：「作詩必須學杜」，見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頁 234。 〔13〕 謝榛在批評王維詩聲調時，舉出杜甫七律為例說：「然子美七言近體最多，凡上三句轉折抑揚之妙，無可議者。」（謝榛：《四溟詩話》卷三），見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第三版）頁 1188。 〔14〕 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台北：里仁書局，1983 年），頁 11。 〔15〕 貝瓊：《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一，（台灣：商務印書館，1967 年），頁 15。 〔16〕 張廷玉等撰：《明史》卷二百八十六〈文苑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頁 7336。 〔17〕 同上。 〔18〕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三十八冊，集部，總集類四，（台灣：商務印書館，1930 年）頁 445。 〔19〕 錢基博：《明代文學》（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年份不詳），頁 1。 〔20〕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第二版），頁 903。
|